【类型】报纸
【作者】韦泱
【简介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（尤其是四十年代后期），上海已成为中国诗歌发展中心，诗歌创作十分活跃，诗人云集，社团纷呈，诗刊众多，一派繁荣景象。其中，有的是在党的领导下，用诗歌进行革命斗争，强调诗人的人民性、战斗性作用。有的借鉴外国现代主义手法，进行诗歌艺术的探索。但大多是各自为政的同人性质。诗歌流派较有影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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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（尤其是四十年代后期），上海已成为中国诗歌发展中心，诗歌创作十分活跃，诗人云集，社团纷呈，诗刊众多，一派繁荣景象。其中，有的是在党的领导下，用诗歌进行革命斗争，强调诗人的人民性、战斗性作用。有的借鉴外国现代主义手法，进行诗歌艺术的探索。但大多是各自为政的同人性质。诗歌流派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诗歌会、诗创造社、行列社、民歌社等，也刊行诸多诗刊，如《新诗歌》《诗创造》等。现实主义仍是创作主流，诗歌主动贴近现实，反映民众呼声。
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，诗人们迎来了新的社会，投入新的生活，大家迫切希望改变过去“一盘散沙”的状况，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内，形成合力，发挥诗歌更大的作用，以有效地推动诗歌的发展。这样，七月份组建了“上海诗歌工作者协会”（简称诗协）筹备会，并开展有关工作。后因全国文联要求各地文联成立文学工作者协会（简称文协）。而“诗协”与“文协”似乎成了两个并列的协会，不甚妥当，于是，“诗协”于十一月经全体会员同意，更名为“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”筹备会。又经过近半年的筹建，于一九五Ｏ年四月十六日，在虹口区一所小学教室，召开“诗联”正式成立大会。到会会员八十余人，选出劳辛、柳倩、吴越、沙金、吴视、张白山、任钧、屠岸、紫墟、陈伯吹、牧野等十一人为常务委员，并推选劳辛任主席，柳倩任副主席。各部门负责人如下：正秘书长吴越，副秘书长张白山，组织部紫墟、劳辛（兼），创作部任钧、柳倩（兼），研究部屠岸、吴视、沙金（兼），编辑出版部张白山（兼）、陈伯吹，秘书处沙金，诗歌顾问委员会牧野。
劳辛，有的报刊会将他与辛劳搞错。辛劳是诗人，写过《捧血者》长诗，劳辛是诗论家，一九一四年生，广西合浦人，一九四Ｏ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国立大学哲学系。一九三五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，一九四六年到上海，供职于一家银行，并从事中共地下运动。四十年代在上海和重庆的报刊发表过许多新诗理论批评文章。上海解放后，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第一届理事，诗歌组组长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。后任中国驻瑞士、加拿大等国大使馆文化专员。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局长等。曾出版唯一一部专著《诗的理论与批评》。关于劳辛的资料甚少，六卷本的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，及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》都失收，有关上海现代文学史专著中，也未作介绍。
柳倩是中国诗歌会的主要成员，一九一一年出生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到上海从事文艺工作，出版过《生命的微痕》《自己的歌》《无花的春天》等诗集。一九四九年底，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，一九五三年调北京戏曲研究所，长期从事戏曲改革工作。著有历史京剧《吕后篡国》等。工书法，后成为著名书法家。
吴越系江苏泗阳人，一九一Ｏ年出生，曾留学日本，回国后两度到上海，从事《少年文库》的编辑及文学创作活动，任教育才中学，一九四七年出版诗集《最后的星》。上海解放后，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，任“诗联”朗诵团团长。五十年代后期调黑龙江工作。
张白山生于一九一二年，福建福安人。早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后到四川任教及参加民主运动，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因组织被破坏，再度到上海，一边做《新民报》副刊编辑，一边从事创作与翻译。上海解放后，任军管会文艺处文学室主任，后任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编辑。一九五五年调中国作协工作。
紫墟本名宋元，湖南湘阴人，一九一七年出生，抗战中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。后到上海，参加“上海文艺妇女工作者联谊会”，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江苏文化系统工作，出版诗集《三八颂》《誓言》《一场喜事》等。
任钧生于一九一九年，广东梅县人。一九二九年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，留学日本。曾是太阳社成员，是中国诗歌会主要发起人，后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，先后出版诗集《战歌》《冷与热》《后方小唱》《为胜利而歌》等。上海解放后，任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。
屠岸，诗人兼翻译家，一九二三年出生，江苏常州人，就读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，与几所大学学生组成野火诗歌社，一边创作新诗，一边翻译惠特曼诗歌《鼓声》及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》。上海解放后，在文艺处剧艺室从事戏曲改革工作，任《戏曲报》编辑。一九五三年调北京，后任《戏剧报》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。新时期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、总编辑。
沙金，四川重庆人，一九一二年出生，抗战胜利后到上海，以写杂文及诗歌为主。上海解放后，在文化局艺术处工作，任作协上海分会诗歌组副组长，作协第三届理事。参与《上海新民歌》编选工作。五六十年代，沙金写作了大量上海题材诗歌，如《黄浦江颂》《海港黎明》《上海港湾》等。
简述“诗联”主要成员的概况，可以看出，首先他们都是三四十年代从事诗歌创作的重要诗人，且具有相当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经验。其次，这些诗人大多参加重要诗歌组织，尤其是柳倩、任钧、紫墟等是中国诗歌会、中华抗敌协会主要骨干，这就决定了“诗联”的宗旨是革命的，正如劳辛在《十个月来工作总结》一文中所说：诗联“以后在内容方面尽量做到大众化的地步，在诗的理论与批评方面加强它的斗争性。”再次，这些“诗联”重要成员不少是中共党员，建国后又在军管会文艺处等重要部门工作，如劳辛、柳倩、吴越、屠岸等，他们正是代表了新中国诗人的精神面貌，也与时代的气氛与要求相适宜。
除了上海，当时北京、南京、长春等全国许多城市成立“诗联”，这对活跃和推动当地的诗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到一九五一年七月，上海召开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，成立文联，下属有文学工作者协会（简称文协），设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各组，这样，诗歌列为文协的专门机构，上海诗人大多转入这一组织，“诗联”便逐渐停止活动，自动解散了。
“诗联”从筹备到成立后，做了大量诗歌普及与宣传工作。
一是编辑诗刊诗集
《人民诗歌》是“诗联”的会刊，创办于一九五Ｏ年一月十五日，封面上“人民诗歌”刊名为套红宋体，居中竖排，十分醒目，又与剪纸图案组合，颇有民族特色，还有“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主编，中华书局印行”字样。内版权页上标示“创刊特大号”。由于在刊物发行上，“诗联”与书局方面可能未达成一致，导致此后《人民诗歌》暂停了八个月。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，《人民诗歌》以二卷一期复刊号的新面貌出现。刊物版式变了，封面设计也不一样了，“人民诗歌”刊名改以书法行书题写，上印“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、南京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合编，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”。
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《人民诗歌》，竟是最后一期了。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是终刊号。然而，它确确实实结束了。屠岸说，当时中央对各地文化部门有整顿期刊要求，停办了不少刊物，《人民诗歌》也未能幸免。创办《人民诗歌》是“诗联”在筹备过程中的一件主要工作。通过“诗刊来团结更多的诗歌工作者，但主要是希望，藉诗刊的发行，在工厂和学校里进行组织群众的文教活动工作”（劳辛语）。诗刊没有专职编辑，吴越、屠岸、沙金等都是业余为诗刊编稿，分文工团不取。诗刊上发表的诗文，由出版方给付稿费。
一九五Ｏ年，“诗联”以“人民诗丛社”名义，编辑了“人民诗丛”第一辑，共有六种专集，诗歌集有任钧的《新中国万岁》，王采的《他们来的时候》，沙金的《人民铁骑队》，紫墟的《一场喜事》，廖晓帆的《运军粮》，另有劳辛的诗歌评论集《诗的理论与批评》，由正风出版社出版，每一种印数为二千册。
这辑诗丛有一个总序，在说明本诗丛“以诗艺术形态来负担起时代的政治任务”的宗旨后，指出“本诗丛的作品比较粗犷，没有刻意雕琢的形式，因为现实存在是在大的改革过程中，时代的旋律是高亢而雄伟的，所以反映到诗作品来也是一种粗犷的情感。无可否认，里面好些作品还未达到应有的艺术水平，但是一般说都能很强烈地表现这时代的主题。这些作品，还残存着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气派，甚至语言与结构都未能做到完全大众化的地步。这一点我们是了解的，所以正抓紧了‘大众方向’勇敢突进，往后自然会有较好的作品。”
接着，“诗联”又编辑了两辑“人民诗歌丛刊”，第一辑刊名为《把强盗们赶下海去》，为“抗美援朝特辑”，这是一种三十二开的小型丛刊，由钱君匋设计封面，于一九五Ｏ年十二月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发行，印数一万册。由于《人民诗歌》暂停了，这本不定期的丛刊起到了拾遗补缺作用。第二辑刊名为《冰山里的洪流》，于一九五一年二月改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印数四千册。虽然第二辑不是“抗美援朝特辑”，但仍有不少篇幅表现了这一主题，扉页上有章西厓的一幅年画，题目就是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》，接着开篇即是上海诗歌工作者致中国志愿部队全体指战员的《慰劳信》，落款是“上海诗歌工作者”，署名列出二十一人：劳辛、沙金、屠岸、杨里岗、炼虹、林宏、陶馥萍、柳倩、洛雨、张白山、屈楚、王辛笛、陈伯吹、丁芒、任钧、史卫斯、吴视、彭玲、廖晓帆、沈明。其中尚健在者，有现居北京的屠岸，居南京的丁芒，居上海的廖晓帆等。第二辑丛刊《冰山里的洪流》最后一页，有《记诗联的“诗歌画创作座谈会”》一文，对第一辑丛刊《把强盗们赶下海去》出版后召开的座谈会情况作了报道，出席者有方令孺、赵景深、周煦良、章枚等四十余人，其中丽砂、屠岸、丁芒等诗人还健在。这是一次读者、作者、编者在文联大礼堂举行的座谈会。大家畅所欲言、各抒己见。第二辑丛刊出版后的第二个月，即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，《人民诗歌》月刊复刊，“人民诗歌丛刊”便不再出版。
二是开展诗歌朗诵、辅导等活动
“人们感到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期，要特别强调诗歌朗诵的斗争性和群众性，诗歌要想做到是真正的群众的艺术，做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话，必需在群众的场合当中进行朗诵演出”。这是“诗联”对诗歌朗诵工作的认识。在“诗联”组织机构中，有一个诗歌朗诵部，后成立“诗歌朗诵工作委员会”，下设诗歌朗诵团，把诗歌朗诵作为经常工作之一。黄宗英、廖晓帆等一些既能写诗、又善朗诵的“诗联”会员，作为朗诵队的辅导老师，经常到学校、工厂和各种群众性的集会中进行朗诵与辅导。“诗联”通过举办诗歌朗诵观摩演出晚会等活动，来普及诗歌，提高朗诵艺术水平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不到一年时间中，组织各种朗诵演出有五六十次之多，听众超过十万人次。在“诗联”的积极倡导与大力支持下，凡在群众集会中，诗朗诵成为一项固定节目，加上广播电台朗诵组、市歌联朗诵队等广泛参与，上海群众性诗歌朗诵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。如“诗联”在上海电力工会成立大会上，派出诗歌朗诵队，演出效果非常好，据当时记载，“万人会场鸦雀无声，真有点像老残游记里所说的静得连掉了一根针也听得见”。一九五一年七月，“诗联”与市文化局、人民电台合办诗歌朗诵班，地点在刚迁入北京东路的人民电台大厅。学员有一百五十余人，劳辛、柳倩等亲任讲课老师。此外，“诗联”的诗人还创作传单诗，在各演出场所发放。为配合游行集会，“诗联”还编辑过油印诗刊，以及创作不少口号诗和粉笔诗（所谓粉笔诗，就是用粉笔，在马路上或墙头上写的即时诗，立即反映一件具体事件的短诗），比如以“反封锁”等六大任务为主题，创作累积了二万余行诗。同时，“诗联”派诗人下基层，帮助指导工厂诗歌作者创作诗歌，并在《人民诗歌》月刊上安排版面发表和点评，以培养工农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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